真諦大師在華行蹤略圖

佛教典籍浩如煙海，僅以漢譯佛典為例就有一千多部、五千多卷（后世大藏經中收入經論卷數更多），這些漢譯佛典是古代無數高僧的心血結晶。參與佛典翻譯的高僧中，有些來自印度，有些來自西域，他們或者獨立翻譯，或與中土高僧攜手，在中國佛教史上留下了很多傳奇動人的故事。有一位西印度高僧，年近五十才來中土，雖因時代動蕩流離失所，但他依然孜孜不倦，翻譯出數百卷佛經，被尊為四大譯經家之一，與鳩摩羅什、玄奘等高僧齊名，他就是南朝來華譯經家真諦大師�！�—鳳凰佛教

真諦（499—569，梵名波羅木陀），西印度優(yōu)禪尼婆羅門族，原名拘那羅陀（華言親依）。少時博訪眾師，學通內外，尤精于大乘之說。他以弘道為懷，泛海南游，止于扶南國。

梁武帝大同年間，派直后（官名）張汜送扶南國的使者返國，訪求名德和大乘諸論、《雜華》等經。彼國乃請真諦來華，諦欣然同意，帶著經論梵本二百四十夾，于中大同元年八月到達南海郡（今廣東省南部），當時他已年垂五十了。隨即北上，沿途停留，至太清二年（548）八月才到建業(yè)，武帝深加敬禮，使住寶云殿。方將從事翻譯，即發(fā)生侯景之亂，不果所愿，乃往東行。

太清四年他到了富春（今浙江省富陽縣），縣令陸元哲迎住私宅，為招集沙門寶瓊等二十余人，布置譯場，請他翻譯。是年十月起，始譯《十七地論》、《中論》等，不久因世亂中止。

大寶三年（552），他應侯景之請回到建業(yè)，住于臺城，不久侯景兵敗東遁，梁元帝即位，改元承圣，建業(yè)地方秩序逐漸恢復，他遷住正觀寺，和愿禪師等二十余人，翻譯《金光明經》。

其后，從承圣三年到敬帝紹泰三年（554—557），他歷住豫章（今江西省南昌）寶田寺，新吳（今江西省奉新縣）美業(yè)寺，始興（今廣東省曲江縣）建興寺，還到過南康（今江西省贛縣西南）。

陳武帝永定二年（558），他再到豫章，住棲隱寺，又轉往晉安（今福建省晉江縣）住佛力寺。在這一時期內，他轉徙各地，生活極不安定，但仍隨方翻譯講習，未嘗中止。雖年已六十，仍與前梁法侶僧宗、法準、法忍等重新核定所翻諸經論。

逾二載，于文帝天嘉二年（561），從晉安搭乘小舶到了梁安郡（今廣東省惠陽一帶），住建造寺譯講《解節(jié)經》等。

三年（562）九月，譯事事一段落，遂泛海西行，擬還本國，不料風向轉變，十二月間又飄回廣州。刺史歐陽頠請他為菩薩戒師，迎住制旨寺。

天嘉四年（563），他應慧愷、歐陽頠等之請，譯講《大乘唯識論》（即《唯識二十論》）和《攝大乘論》等。五年，又譯講《俱舍論》。

天康元年（566）二月，他應慧愷、僧忍之請，于顯明寺重治《俱舍論》譯文，再一次闡講論義。

光大元年（567），重治《俱舍論》完畢，又為僧宗、法準等再講《攝大乘論》一遍。

二年（568），在南海郡應法泰之請，譯講《律二十二明了論》。是時，慧愷在智慧寺，代真諦為僧宗、道尼、智敫等同門二十余人及其他學士七十余人講《俱舍論》。六月間，真諦有厭世之意，往南海北山將欲自盡，慧愷追至挽留，道俗和刺史歐陽頠等跟著都來勸阻，他還居王園寺。八月，慧愷講《俱舍》未及半部而病卒，真諦為之大慟，惟恐《攝論》和《俱舍》從此無人弘傳，特地邀集道尼、智敫等十二人，勉勵他們誓弘二論，勿令斷絕。他并接著講《俱舍論》，講到第五《惑品》，亦因病中止。

宣帝太建元年（569）正月十一日入寂，弟子法海收集他的文稿編為部軸。

真諦平時生活嚴肅，在廣州時常別居水洲，衣食之奉，節(jié)儉知足。弟子等受他的熏陶，也都勤奮稟學，晨夕不懈，形成一種刻苦篤實的學風。及真諦歿后，弟子們分歸各地，弘傳其學，因而形成攝論師學派。

真諦在華期間，雖因世亂不遑寧處，但他隨方譯出經典部卷之多仍為同時諸譯師所不及。他所譯經論及講述疏記，據《歷代三寶記》所載共四十八部、二百三十二卷，《開元錄》刊定其譯籍為三十八部、一百一十八卷。

從真諦所譯經論的內容來看，他所弘揚的主要是瑜伽學系無著、世親之學。像《決定藏論》，即是《瑜伽師地論·抉擇分》的一部分，《三無性論》相當于《顯揚圣教論》的《成無性品》，《解節(jié)經》勘同《解深密經》的序和《勝義諦相》二品，《轉識論》相當于《唯識三十論》，《唯識論》（唐譯作《唯識二十論》）《中邊分別論》《攝大乘論》等一系列的瑜伽學系主要經論他都已譯出。中土瑜伽學系的規(guī)模，可以說是由他開創(chuàng)。他學說所宗，特別重視《攝大乘》和《阿毗達磨俱舍》二論。他譯講這二部論時已年近七十，而且是他覺得在中土道缺情離、不副所懷、一再決心西歸都未得遂之后，才應道俗懇請而翻出；他又仔細地治定譯文，反復講解，并特囑弟子道尼等立誓弘傳，可見他的懇摯之忱和鄭重其事的態(tài)度。這兩部論在印度佛學史上都是劃時代的名著，組織嚴密，義理豐富，可以說是其以前大小乘各種學說的總結。他重視兩書，顯示他對于整個佛學體系的理解和弘法重點之所在。

真諦生于西印優(yōu)禪尼國，和西印著名的佛教義學中心地伐臘毗相近，伐臘毗是當時正量部的根據地，由此可以推想他初期承學的當與正量部有關。在他的譯籍中，最后所譯的《律二十二明了論》就是以二十二個提綱頌文來解釋正量部律相要義的論書。如以《明了論》和東晉孝武帝太元六年來華的竺曇無蘭所譯的《離欲優(yōu)婆塞夷具行二十二戒文》以及劉宋文帝元嘉八年由南海闍婆（今南洋爪哇）來華的求那跋摩所譯的《優(yōu)婆塞二十二戒》一起考察，可以見到正量部和其他教團不同的新的實踐條在各處擴充教勢的一斑。又在真諦所譯的《部執(zhí)異論》上，也見到正量部見解的混入，如《論》中述可住子部（即犢子部，正量部從此派生）根本教義處，就有不見于其他漢、藏譯本的“三種假”、“一切眾生有二種失”等十余條執(zhí)義。從這些地方，都看出真諦曾受過正量部教養(yǎng)的色彩。此外，他還譯出《婆藪槃豆傳》一卷，《翻外國語》（一名《雜事》，已佚）七卷，僧佉外道《金七十論》二卷，對于當時佛學界，都是很有意義的介紹。至于舊傳真諦曾譯《大乘起信論》二卷，此蓋出于后人的偽托。在真諦歿后僅僅二十五年撰成的隋法經等《眾經目錄》，即說“勘《真諦錄》無此論”，而列之于疑惑部。此書不但文獻無征，而且所表現的思想體系亦與真諦學說厘然有別，故不能作為真譯譯籍看待。

真諦的翻譯大都保存了原本的面目，文字雖然有些艱澀，或雜入他自己的解釋，但從其師承來說大體是正確的。后來玄奘門下對其譯文，批判未免有過分之處。又真諦傳譯主要經論，大都經過講解。弟子們記述師義，通稱疏、釋，亦稱注記或本記。綜計屬于撰述者達二十余部，可見他不僅是著名的翻譯家，而且是極淵博的義學大師。這些疏記上保留了大量印度解釋經論的傳統(tǒng)學說及有關文獻，是有價值的研究資料，可惜都散失不傳，僅可于后人著述稱引文中略見一斑而已。此外，真諦還撰有《佛性義》三卷、《禪定義》一卷、《眾經通序》二卷，大都同樣由弟子們輯述而成。

參加真諦譯場的人，最初有沙門寶瓊、愿禪師等，繼有沙門慧寶擔任傳語，居士蕭桀擔任筆受。六十歲以后，真諦已漸善解華言，不須傳譯，當時擔任筆受的有僧宗、法虔、慧愷和法泰。至于他晚年的譯事，則和慧愷合作最為密切。相傳真諦所帶梵本達二百四十夾，其中《華嚴》《涅槃》《金光明》三經存于建業(yè)，其余梵本都在廣州制旨、王園二寺。譯出經論僅占其中一小部分，而部卷已甚可觀。他遭時多難，又缺乏得力的助手，以致未獲大量譯本。

真諦門下，以僧宗、法準、慧愷、慧曠、法泰、道尼、智敫及居士曹毗等為最著名。特別是慧愷助師譯《攝大乘》《俱舍》二論，建議重治《俱舍》譯文，并記錄口義，最著功績，真諦嘗有相見恨晚之嘆�，F存他所撰《攝大乘論釋序》《俱舍釋論序》《唯識論后記》及《律二十二明了論》的《后記》四篇，為僅存的成于真諦生前的可靠史料。

真諦所傳之學，在梁、陳二代并不顯著，歿后由于諸弟子返還各地傳播，從廣州延至閩、越，漸及九江、建業(yè)等處。到了隋初，靖嵩傳法泰之學北上彭城，道尼從九江應召入長安，其學遂傳于北土。當時北方著名地論學者曇遷，獲讀新譯《攝論》，備極推崇，及應召入長安，創(chuàng)講《攝論》，請從受業(yè)者竟達千數，名僧慧休（玄奘曾從受學）以及北地《攝論》學者道英、道哲、靜琳、玄琬等都出其門下，當時長安名德慧遠亦敬禮聽受，其弟子凈辯、凈業(yè)、辨相等都相從研習《攝論》，而靖嵩的弟子智凝講《攝論》于蜀地，傳播的區(qū)域益見擴大，瑜伽系無著、世親的《攝論》之學至是遂遍及各地，它和流行北地的地論師學系并傳，各尊所聞，莫衷一是，終于導致唐初玄奘之西游求法解決疑難，而其結果乃有完備的新譯瑜伽學說，其影響可謂深遠了。